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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从新文化偶像到“自由男神”
2015/3/17 15:43:48  作家文摘  李响  

  


1917年,年方26的胡适,掀起文学革命,领军新文化运动,一出场就倾倒众生,并非偶然。本名胡嗣糜的胡适4岁丧父,在安徽绩溪老家读私塾时就不同凡响,对古典文学颇有兴趣。15岁那年,他读了严复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对他的影响至深,他索性改名胡适,字适之。


在当时社会,胡适可谓“超男”,一举一动都是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唐德刚甚至说,“看胡适”是宗“娱乐项目”,与“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的。章士钊曾抱怨:“胡适简直成了无冕皇帝,青年们除了他的话,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与陈独秀的相知与分手


胡适与陈独秀这对安徽老乡,是“五四”的两大精神领袖,他们联手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后来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各奔“左右”,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大分流的标志性事件。


提出惊世骇俗言论的胡适却没有成为全国学究之敌,他初次留学回国返乡时,穿的是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这小小的细节一举通杀遗老和新秀。以致新文化运动中,老辈们看不上的破坏性行为,都记在特立独行的陈独秀帐上。1921年胡适在日记上写到:“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陷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实情是胡适在自己的婚礼上对伴娘曹诚英一见钟情,试图离婚再娶,小脚夫人江冬秀抡起菜刀来拼命,胆小怕事的胡适这才作罢。


1917年9月,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力推刚从美国回来两个月的胡适到北大担任教授。当时北大荟萃了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新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大本营,而胡适与陈独秀是最耀眼的领袖。胡与陈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又经常谈不拢各持己见,吵起来是常事。有趣的是,他俩吵架,总是脾气不好的陈独秀先让步,低声细语,而以脾气好著称的胡适却常对陈高声大喝,还用手杖敲地板。真是一物降一物。


胡适虽然对陈独秀参与政治不满,但他多次为陈挺身而出。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这份传单上半部是中文,下部分的英文正是胡适应陈独秀之请翻译的。事发之前,胡适与陈独秀一起喝茶,喝完胡适回家,而陈独秀却跑到商场楼顶撒传单结果被捕。胡适马上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人吴炳湘疏通。同时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想保陈独秀出狱养病。黑白两道努力,终于把陈独秀救了出来。


出狱后,陈为避风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接触——用胡适的话说,独秀在上海“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陈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道路,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正式分手。鲜为人知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經斯基来华最先见的是胡适,大概是看中胡适在新文化圈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维經斯基有意让胡适建党,胡适未应允,但他推介了陈独秀。后来在李大钊的促进下,维經斯基从北平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胡适虽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更不愿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他充分尊重并支持陈独秀的选择。


与李大钊和气争论“问题与主义”


1919年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接手了陈主编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马上就发了一篇谈政治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大陆提起胡适,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并以此批判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晚年也把这次论争总结为“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事实上,当时胡适针对的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切空谈口号的主义。


此文一出,李大钊撰文回应,引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更接近一次思想学术的研究与探讨,胡、李二人措辞客气,两人在讨论过程中和讨论后始终保持着同事友谊。相比于与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甚至更融洽,因为胡与李的性格人品更相似。两人都推崇新思想,但又遵守旧道德,主张“糟糠之妻不下堂”,李大钊和比他大8岁的小脚妻子也像胡适夫妇一样保持恩爱。


推崇苏俄 一度激进


胡适留学美国,深受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对阶级斗争,认为“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贵的进化”。这就是他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但年轻的胡适何尝没有激进的一面?他虽温和,但并不懦弱。《每周评论》遭遇封禁,文化界同仁都认为胡适凶多吉少,陈独秀已经被抓了,这次要轮到他。可胡适偏不肯躲避,最后是北大的一群同事和学生硬把他拽到外国客栈住了几夜。


1926年是胡适思想生涯中最激进的时段,与莫斯科的邂逅使他的“左倾”达到顶点。当年7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中途抵莫斯科游历三日。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给了胡适巨大的“新的兴奋”。


胡适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说:“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他还告诉徐志摩:“志摩,只要我们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徐志摩却不赞成胡适,不无调侃地微讽胡适:“你倒像一个布尔什维克!”


重视感情与自由


欧游归来的徐志摩任北京《晨报副刊》主笔,并组织了“苏俄仇友”大讨论。包括徐志摩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朋友邀胡适参加“反赤化”的讨论,胡适迟疑很久,始终没有加入。因刊登反苏言论,《晨报》报馆被左翼青年在游行中纵火焚烧。本来已对左翼抱有好感的胡适愤怒地写信给陈独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事实证明,胡适从未与陈独秀做仇敌。他虽然不能苟同陈的政治信仰,但他们保持了终身的深厚友谊。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清党。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捕后亲笔写了求援信给胡适,落款“陈友生”,即陈姓朋友所生的孩子。胡适马上托关系求人,没想到,胡适这一动作反而暴露了陈延年的身份,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得知自己抓到的是赤党头目的儿子,竟将他立即残杀。


同年,李大钊惨遭杀害,胡适为李的遗孀向北大校方争取增加抚恤金。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册出版,扉页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胡适将共产党创始者的名字写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上,无视白色恐怖的威胁。1933年,胡适带头捐款,给李大钊在北平购置墓地安葬。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当时陈已被中共开除出党。胡适联合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主张从轻发落,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而不由军法处理。蒋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将陈判刑8年囚于南京。陈服刑期间,胡适接济陈的生活开销,还按陈的要求采买书籍送去。有一次,胡适路过南京,行程紧急没去探监,倔脾气的陈独秀撂狠话要与胡适绝交。胡适后来赶去道歉安抚,又按陈提出的书目送书。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胡适惦念陈独秀安全,向汪精卫求情将陈独秀提前释放。1942年,陈独秀去世。他晚年的遗稿由胡适整理编辑。


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离合,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潮激荡的典型案例。作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典型代言人,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追求国家富强,渴望改变祖国现状。


胡适毕竟是个理智的、温和的人,自由主义是最符合他的性格的选择。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社会重心已失,改良主义适用于美国的“治世”,搬到中国的“乱世”则显得书生气十足。唐德刚把胡适封为中国的自由男神,但温润的胡适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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