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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艺术群落:在生长中显示力量
2015/2/2 15:54:00  羊城晚报  朱绍杰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2月11日,广东美术馆将展出题为“机构生产——广州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展览项目,试图呈现广州地区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近些年来,各类机构的兴起与变革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依托。这些机构包括美术馆、学院、艺术中心、艺术村以及另类空间等,它们构成了艺术系统中的不同环节,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生态的面貌。广州的当代艺术机构、群落亦是如此,尤其是民间空间日渐扩大的趋势,无疑给广东当代艺术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种生长,既显示了力量,是一种当代艺术自发的繁荣,但也显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没有自纠或扶持的机制,其最终结局可能归于自生自灭——

 

广州美院副教授胡斌一直积极为广州年轻艺术家策划展览。2005年,他在广东美术馆参与策划第一个青年艺术展“东成西就”后,每年都为广东青年艺术家策划展览,至今已达20多个展。近两年来,他为筹备展览,再度关注广州当代艺术群落,对这些群落进行调研。

 

“虽然美协和部分高校、部分画廊也不时举办一些区域的集体艺术展,但缺乏整体的学术规划和持续性,尚不能对本区域构成足够的影响力。”胡斌指出,广东曾经有过持续性的“新青年大展”以及有关本土当代艺术生态的序列展览,但现已中断。由此,他走访了大学城、小洲村、Loft345、海外花园、3号线、伍仙桥等青年艺术家群落。

 

据他介绍,现今广州的当代艺术群落,比较成规模的有六个,分别是广州美术学院老校区周边的Loft345(入驻艺术家有邓箭今、胡赤骏等8人)和海外花园(邓瑜、伍思波等10人)、大学城群落(罗奇、刘可、陈子君等)、小洲村群落(林伟祥、柯坎法、张湘溪等20人)、华南师范大学的伍仙桥群落(江衡、黄海清等20人)、番禺市桥的3号线群落(杨小彦、何建成等十余人),加起来有一两百位艺术家。

 

胡斌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些群落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围绕广美的群落系统(包括大学城校区及老美院),以及以华师美术学院为中心的另一系统。广州目前的艺术群落或多或少与这两个系统发生联系,并且主要是以师生关系为纽带。

 

在小洲村,因距离大学城近,成为美院、华师学生及老师的聚集地;聚集于三号线群落的艺术家多是广美毕业生,它的发起人何建成、杨小彦均毕业于广美,何建成目前是广美教授;位于伍仙桥的艺术群落,它的核心是毕业于华师美术系的江衡,目前他执教于广东工业大学,在他的带领下,伍仙桥聚集了很多华师美术系和广工的学生。

 

伍仙桥:独特的小气候

 

自2004年以来,地处广州大道北的伍仙桥艺术家工作室开始聚集了本土的当代艺术创作者,如曾经的“大尾象工作组”和今天的“3号线编组”的部分成员。

 

“大尾象”是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四人艺术组合,他们以富有机趣的方式介入城市生活,创作了许多观念性非常强的作品。其中的林一林、陈劭雄、梁钜辉租用过伍仙桥的工作室。

 

“3号线”则是一个主要由高校美术教师组成的松散的艺术群落,他们自2002年开始便经常在一起聚会和做展览,成员包括杨国辛、李邦耀、石磊、方少华、邓箭今、江衡、魏青吉、杨帆、段建宇,而其中有四位进驻伍仙桥。他们虽然从事的都是绘画,但是表达的方式和取向各异,而他们的互动构成广州当代艺术圈层里独特的小气候。

 

2005年,这个独特的小气候被纳入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自我组织部分,被认为是存在于传统的艺术体制之外的艺术组织,对于艺术的多元化具有特别意义。

 

时至今日,伍仙桥艺术家群落已然成为一个“亚组织”。以艺术家江衡的话来说,虽然以学院为背景,但伍仙桥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更多的,这是一个独立于学院以外的自由而散漫的艺术交流地。

 

“3号线”的成员、现在任教于华师的杨国辛、李邦耀、石磊、方少华,都曾是“湖北波普”中的代表人物。在胡斌看来,他们身上以简洁鲜明的流行符号与图式作为画面表征的创作方式,对于当代艺术圈影响至深。“他们较早的学生江衡则是广州‘卡通一代’的重要参与者,在表达模式上,‘卡通一代’与‘波普’如出一辙,只不过它集中针对的是时尚青年一族的消费生活与景观。”

 

“卡通一代”:直指青少年的灵魂状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广东艺术群落就已萌芽。当时,广东的当代艺术介入中国当代艺术潮流,主要是以艺术家团体的身份发出声音的。以李正天为核心的“105画室”,聚集了杨尧、司徒绵、涂志伟等广美教师和研究生;梁钜辉、林一林、陈劭雄等组成了“大尾象”,关注城市生活,创作了一批观念性很强的作品;还有,“卡通一代”包括了黄一瀚、梁建斌、孙晓枫、冯峰等,作品直指当下青少年的灵魂状态。

 

1992年,广州艺术家黄一瀚较早开始关注卡通绘画。但“卡通一代”没有在广东首先形成声势。21世纪初,“卡通一代”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成熟,并在全国形成一股画卡通的潮流。在不少广州艺术家看来,“川美”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力量,不可忽略其系统中的“前辈提携”作用。

 

“广州这边艺术家群落不如四川那么强大,我觉得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广州以前出来的艺术家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多选择经商,放弃了对艺术的追求。到我们这一代,没有前辈帮助、搭桥,这和四川前辈扶持晚辈的情况大不相同。”青年艺术家林伟祥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如今带着自己一帮学生聚集在伍仙桥的江衡,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理解:“虽然艺术家自己是独立的,但是这种联系很重要,如果没有曝光的机会他们很难出人头地。所以(艺术群落)也不算抱团,艺术群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一种生存的方式。”

 

博尔赫斯书店:影响珠三角艺术工作者

 

1994年,陈侗在老广美附近建立博尔赫斯书店,业务包括出版、展览、艺术交流研讨,仿佛当年巴黎的圆顶咖啡馆,成为当时艺术家讨论、交流的聚集地。不仅在精神上影响了一批美院学生和青年艺术家,还促进了他们的聚集,影响了大量珠三角的艺术工作者。90年代广州几个艺术团体,例如“大尾象”、“卡通一代”,都受到博尔赫斯书店的影响。

 

1997年至2000年间,书店举办了一系列当代艺术活动,曹斐、杨勇、蒋志、王宁德等都在这里做了他们的第一次个展。2002年,书店联络众多的广东艺术家参加了第四届光州双年展,2003年作为“广东快车”的一部分参加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

 

二十年来,书店的主人陈侗以出售个人画作,贴补书店。去年,反商业性质的博尔赫斯书店更挺近广州商业核心之一的北京路,开起了第三家分店。

 

黄边站:广州城区边缘艺术教育实验乌托邦

 

“99%的艺术类学生离开学院后都与艺术再无关系,他们的艺术生涯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黄边站创办人之一的黄小鹏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黄边站招收毕业五年内的、对艺术实验依然抱有热情的年轻人,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

 

2012年6月,艺术家黄小鹏去职广州美术学院,生活陷入困顿。没有收入,没有住所,甚至失去工作签证,无法留在中国。“但这为我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后来,年过半百的他这样回忆道。

 

同年11月,在时代美术馆的赞助下,他与艺术家徐坦一道开办艺术教育、研究机构黄边站,延续他们曾在美术学院里的教育实践和实验。黄小鹏与徐坦是同班同学,均就读于广美,也都曾在广美任教。相似的艺术教育经历让他们拥有相似的教育理念,他们深感在学院体制之外进行艺术教育实践的必要性。

 

作为曾经的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黄小鹏是学院里少数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教师之一。他所主持的油画系“第五工作室”成为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年轻人的主要活动场所。无论什么系的学生,只要对当代艺术感兴趣都跑到那里讨论或者做作品。如今,黄小鹏并不希望黄边站还停留在“第五工作室”的阶段,他更把黄边站视作自己在艺术教育实验与实践中的“乌托邦”。

 

小洲村:从艺术家群落到培训班群落

 

小洲村曾因“艺术”闻名。在小洲村开设书店分店的陈侗并未认真考察过小洲村的阅读环境,“只知道这里有很多学生、艺术家朋友,再就是这里没有什么书店。开分店的原意就是来这里做一个榜样。”

 

如今,“考前班”的疯狂涌入,使曾经闻名一时的“艺术家群落小洲村”俨然成为“高考培训班群落”。近日,陈侗计划把博尔赫斯书店迁出小洲村。“如果那里都没有真正关心艺术的人了,书店开在那里也就没有了意义。”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每年7月份到来年3月份,数千名高三艺术类考生集聚在小洲村做考前培训。2008年进驻小洲村的“考前班”暴增,导致房价飙升。艺术家群落同样受到影响。林伟祥是最早进驻小洲村的艺术家之一。八年前,他花600元就能租下一幢两层的房子,现在单一层100平方米的就超过2000元了。

 

“现在小洲村考前班规模做得最大的是我们的师弟,规模最大的时候有1000多学生。”林伟祥说,以前一起做艺术的师弟如今已成为身家不菲的教育培训行业老板,不同的发展方向让两人走向不同的道路。“基本上我们都各自忙各自的,但遇到了也经常聊天,但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生态完整有利发展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胡斌专访

 

风格奇异不同

 

羊城晚报:四川艺术群落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引人注目。与之相比,广州的艺术群落有什么特点?

 

胡斌:与四川的艺术群落相比,广州的艺术群落与本地的艺术院校的关系要更紧密一些。四川也有艺术院校,但是纯粹以某院校师生聚集的现象还是没有那么突出。这里面有地方意识的推动,有前辈艺术家的示范效应,以及政府和资本的大力介入等方面的原因。广州的艺术群落大部分是因为学院、交通、租金、人脉等方面的关系自然形成的,比较松散随意,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集体效应和整体形象。

 

羊城晚报:他们的艺术创作面貌又有何特点?

 

胡斌:广州的艺术群落很多都是因为与美术院校临近而形成的,与院校师生的关系紧密,但创作上是个体性的,没有明确的共同的趋向和标准。不过能够聚集在一起,肯定还是趣味相投的,在这些群落当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属于图式绘画的艺术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图像的各种合成、混搭、拼贴以及不同寻常的奇异表达。这在广美和华师的一些前辈艺术家那里可以找到一定的渊源关系。另有一小部分艺术家则偏于观念探索,而不是视觉表征的直观呈现,他们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交友圈。这些则与原来的广美第五工作室以及学院之外的艺术空间博尔赫斯书店、观察社、“教育-研究”平台黄边站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这样的格局也不是绝对的,新成立的广美实验艺术系、新的第五工作室逐渐在发挥新的实验性的探索作用,并且无论是广美也好还是华师也好,它们原有的教育结构里面也在生长出不局限于图式绘画的多媒介探索取向。

 

市场没跟上系统有残缺

 

羊城晚报:艺术群落中也有式微者,如三号线。在您看来,导致一个艺术群落式微的原因是什么?

 

胡斌:一个群落式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拆迁,租金上涨,缺乏组织效应和发展前景,等等。3号线式微的首要原因还是租金上涨,因为聚集在这里的年轻艺术家大多数本没有什么市场,租金上涨马上就带来了较大的生存压力。再就是组织效应减退,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对于原生态群落的过多的外力干预,又不能完全没有组织。3号线在早些年还不断有自发的以集体形式出场的活动,而近几年因为人员的流失变动,几乎没有集体活动了。

 

羊城晚报:在广州当代艺术平台上,艺术群落和艺术机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胡斌:学院教育虽然一直在变革,但是它仍然有不少的制约,有的甚至是顽疾。而艺术群落和民间的艺术机构则比较灵活,它们给学院的艺术家或学生们带来了新鲜的多元的养分,提供了学院之外的交流平台。实际上,近些年广州当代艺术的民间力量一直在增长,有的民间空间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较高声誉。只是说,广州的艺术空间的层次还不够丰富,不能够给不同层面的本地从事当代艺术者提供展示平台,再就是广州的当代艺术民间收藏和市场一直没有跟上,使得本地这个当代艺术系统是残缺的,不少从事当代艺术者生存上没有稳定的保证。

 

建构合理的市场平台

 

羊城晚报:与传统艺术相比,艺术群落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胡斌:我觉得起到了第二教育和交流平台的作用,并且它们反过来会给旧的体制带来压力,使得其发生变化。我们说,2000年以前,学院内部的教育主流还是较为单一的写实造型,但是学院外面的形势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师生们在外面形成的聚集或者搭建的空间平台大大丰富了学生和青年艺术家们的眼界,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学生们自己的创作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当代艺术,那么就使得学院内部不得不进行改革。当然,这种改革仍然是在旧有框架底下的有限变革,所以,学院外的艺术群落和空间的存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它们的方向和作用本来就有不同。

 

羊城晚报:过去,艺术群落往往是自发形成的。如何看待今天地方政府积极打造的艺术群落?

 


胡斌:我觉得一个艺术生态要完整才能形成持续有力的发展。自然形成的艺术群落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必要性,肯定是因为某些有利的因素才形成聚集。但对于这些自然形成的群落,我们既不主张过多的政府干预,也不赞成就完全放弃参与,政府应该以政策来维持这个群落的生态稳定,比如杜绝本地居民急功近利的胡乱建设,有重点地扶持一些前沿性的探索,为一些交流和展示活动提供支持,让这个群落的层次更丰富而有序。除了自发形成的群落,也不是说政府就不能自己打造新的群落。政府提供一些资金和场地的支持,引入艺术机构和艺术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政府提供的应该更多的是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商业性的较为前沿的艺术实践的支持,或者是努力建构起一个合理的市场平台,始终要把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放在核心地位,因为只有促成整个生态的完善才能获得更大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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