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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创作就是找回最朴素的真相”
2014/9/4 10:31:42     邱俪华  
 

 


 
从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WOMAN说相声》,到《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赖声川的戏剧越来越为大陆观众熟悉和喜爱,他本人也成为不少人心中的“大神”。最近,“大神”除了带着新剧《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在北京、上海等地巡演,更爱上了一件事——讲课。从台北、新加坡到北京、杭州,上周,赖声川到了上海,授课间歇,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上课的理由?我在这个行业里做了20多年,觉得时间刚好到了。我没有什么秘密,有些事情之所以被视为秘密,是因为我没有讲出来而已。我想讲一些朴素的道理,其实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可以教你怎么编个剧,但我没有办法教你为什么编它。你们不要做我,你们要做你们自己。 ”

  
“当赚钱变成唯一动机,就做不好戏”

  
我的戏很奇怪,很难归类,我想,很多标签还是留给学者们去做吧。我的好朋友杨德昌导演每次讲到商业和艺术这个题目就很火大!“哪有什么商业,什么艺术,电影就是电影!”做艺术,你的动机是什么?1990年代我做电视剧《我们全家都是人》,做了100集以后,我的助理也可以开始编剧,但是老是编不好,收视开始下滑。后来,我把那个最看重的助理抓来,问他写东西的动机是什么,他说,“关心社会啊,同情非洲饥荒啊”,我说,“狗屁!你老实讲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实话了,“老师,我想要买一台宝马。”我说,“所以你编不好一个剧本”。当赚钱这个事情变成你唯一动机的时候,你就不纯粹了,你的动机决定了你的视野,你是做不好戏的。

  
我的秘诀是,当你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陷阱,你不能去想这个市场。考虑市场这样的心态,现在比较多地出现在电视人身上,美国的电视台会去预测,观众接下来想看什么,竞争对手现在在拍什么题材,整天活在恐惧中。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注定要失败的。台湾现在也有一个怪现象,《苹果日报》变得很红,每天电视新闻都会说,“好,现在我们来读报纸”——那些惊悚的报道,挖人隐私的报道,没有太大的意义。汤唯有一次来我家,狗仔就守在外面,我想说,“干你什么事,你们就不能尊重一点别人的隐私吗?”结果,我们决定开两辆车出来,让他们去猜到底是哪一辆。

  
“你要能丢掉自己,聆听素材”

  
所谓精英,大概是要满足谈相对论才过瘾的那群人;所谓平民,也许是喜欢爱情啦这些的,有些知识分子会不屑。但在我看来,未必有这样的区分,即使是面对伟大的题材,也不一定能做出很好的戏。但当灵感来了,素材来了,不要去定义它是伟大还是平凡,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素材。

  
做《宝岛一村》的时候,王伟忠让我蛮佩服的,他一个做电视的人来找我,跟我说,“电视是速食,只有剧场才能做出永恒的东西”。他想着眷村的事,很着急,觉得那些建筑物一旦拆除,回忆也就失去了。他有100多个故事,我当时也没有概念,不知道怎么变成一个戏,我只能暂时把他HOLD住(笑)。我也监视自己,我们的动机很纯,就是“可不可以为眷村的记忆做点什么”。到后来你会发现,当你放下自己,什么风格都会跑出来,作品就可能成功,你的自我太强大,作品反而不容易成功。你要能丢掉自己,聆听素材。

  
创作就是这样,当我们找回最朴素的思想,你就会看到真相,故事就自己形成了。我曾经有幸和金庸先生一起吃饭,然后问了他一个最蠢的问题,“你是怎么写小说的?”这种问题怎么可以问,他完全可以说你想要一个30分钟的答案,还是一个3年的答案,但是,他放下筷子很耐心地回答:“我会花很长的时间,也许一年多,建立角色,当你在脑子里把每一个人物想透彻了以后,他们就变成活的人。等想好以后,我就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自己就会跑了,角色会自己编剧。”这就是真相,其实编剧不难的,难的是你在对抗真相,当你对抗真相,一切都会变得很难。《宝岛一村》在台北演完,有一个老太太抱着我哭,“你写出了我的人生”,这让我们觉得做这件事非常值得。平民还是精英?也许我的作品有点偏离任何作品之外,媒体或许也觉得很难去定义它,但这不是什么坏事。

  
“用热情和慈悲过活,灵感不是问题”

  
“缺乏善巧方法的智慧,以及缺乏智慧的善巧方法,同样被称为舒服,二者缺一不可。”这是阿底峡尊者的一段话。讲的是“智慧”和“方法”的学习都很重要,但我们现在却学习到很多方法,而没有人教你智慧,这意味着我们缺少了整整一半的学习。钢琴家傅聪有一次跟我讲,他去当很多大赛的评委,发现年轻人的手指真的是快到不行,但是,“音乐在哪里?”这是一个智慧已经贬值的荒谬世界,所有的学习都在周围,但中心是空的。

  
我给学生的一个最佳创意方法是“热情 慈悲”。做艺术,没有热情的话,你一天也做不下去,但你还要有那个慈悲心,慈悲就是了解,了解这个世界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这决定了你将给世界带去礼物还是垃圾。很多我认识的艺术家都是“恐怖分子”,很多作品甚至是在向观众呕吐。台湾就曾经发生过小剧场戏剧为了表达“警察如何滥用公权力”而把观众锁在剧场里的事,结果观众出不来,真的去报警。

  
太多问题还是决定于上游,就是你的动机,这个太重要了。每个人都是一个接收器,如果你关心的是别人脚上的鞋,或者手上的包是什么牌子的,这当然也很好,有一天那个牌子变掉了,也许意味着他身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视角。我从来记不住人家穿的是什么鞋子,但我比较关怀人的状态,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很喜欢的伍迪?艾伦电影里一个丈夫有这样一句台词,“有一天我掏出钱包发现,太太十年前照的照片里是那样的不快乐”。啊,我就在想,这是怎样一个老公啊,居然忽视身边的人忽视了整整十年。我们要关注,尤其是周围的,我们最亲的人。要用热情和慈悲过活,灵感将不是问题。

 

  
关于自己

  
三十多年,跟太太还有说不完的话

  
从小经受生活磨难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祥和而阳光的大师,有着艰难的童年和少年,“我后来发现,其实我的人生算是吃苦比较早的那种”。

  
美国出生的赖声川12岁才回到台湾生活,刚回来时中文不流利,数学不及格,从优等生突然变成了留级生,这对小小的他来说打击不小。“完全不适应,那个时候还跟爸爸说,我要去念美式小学。然后,爸爸就很严肃地跟我说,‘你到底要做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其实那根本不是一个选项,是早已经决定了。”来不及适应学校环境,父亲就病倒,得了鼻咽癌,不到一年就辞世,母亲不得不出来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抚养他和哥哥。“我妈妈是非常伟大的。当时爸爸去到美国最先进的癌症康复中心治疗,我们后来才知道,一到美国,医生就跟妈妈说,爸爸没救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啊,但是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还是很平静,我们的生活该怎样还是怎样。后来父亲去世,家里没有汽车了,要从原来的房子搬出来,但是妈妈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生活从此就完了。没有很多钱,没关系啊,还是一样把日子过得很好,其实这跟钱真的没有太大关系。”

  
赖声川说,这样的成长经历给了他人生很重要的两样东西——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不是ABC,可以从文化上认同自己的根,这也成就了今天的他;另一方面,“妈妈的样子告诉我,在人生最大的灾难面前,都可以过去,那还有什么样的苦不能面对的呢?”

  
很快,他又成了优等生,并且考进了台北最好的男子高中建国中学。他在高二分班的时候选择了文科班,“当时有26个班都在学理科,只有一个文科班,简直就像放牛班一样,有点被老师抛弃的味道,因为当时最热门的是企业管理啊或者理工科啊。”而对当时的他来讲,母亲所给予的自由放养式的教育方式尤其重要,“她不说,但是她也没有说反对,她完全让我们自己去决定,选择自己喜欢的”。1972年,赖声川就读辅仁大学英语系,同时在台北一家餐厅从事民歌演唱和演奏,玩音乐玩了整整5年。1978年,赖声川申请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读戏剧艺术,对当时许多人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台湾是戏剧沙漠,很少有人有看戏的习惯。

 

  
做好老公当好爸爸

  
赖声川和太太丁乃竺的佳话也是一段传奇,两人30多年来感情不曾降温,惹眼到连蔡康永都忍不住在节目里调侃,“你们就是那种到现在还会经常牵手的,难道你们不知道还有很多人生活在冰冷的孤独中吗?!”采访过程中,赖声川一边回答记者的问题,一边会时不时观察太太的状况,“哎,你怎么没穿外套”。

  
如何保鲜?“我们大概的确算是特例吧,30多年来,还是每天都会有讲不完的话(据说当年两人一见钟情,第一次见面就整整聊了4个小时,当下定情)。很多夫妻可能交流到一定阶段就不再交流了吧,我觉得还是要保持沟通,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在一起工作呀,要不沟通也很难吧(笑)。”

  
两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当了演员,一个选择绘画。赖声川是怎样的父亲呢?答案是,“导师型父亲”,“其实创意每一个人都有,但往往都是被遮蔽了”。女儿小时候爱画画,画小狗狗,他就告诉自己一定不要直接去问“你在画狗啊”,因为小孩子会觉得那个是侮辱,会想“废话,难道是在画猫吗”。他说,那样的话,小孩子就不愿意再跟你交流,“我的方式是,问她,哎这个狗狗好像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它是不是饿了。这样,她就会很乐意跟你讲,会跟你讲很多她脑子里狗狗的故事。”

  
如今女儿出嫁了,老爸还是一样忙碌,但生活方式还是没有太大变化,“我是标准宅男,不喜欢出门,不工作,就一定是宅在家里”。爵士乐、巴赫,还有篮球。谈到篮球,赖声川滔滔不绝:“我是一个球迷,一有机会就会去看NBA。有一次去看乔丹的比赛,发现每一次他在扣篮的 0.01秒时间里,就已经看到其余9人在哪里。他根本是有一种先知,知道在那个瞬间他应该做什么。我也很喜欢美式橄榄球,尤其旧金山49人队,最刺激的是看那个4分卫,看他关键时候把球传给谁。其实这个道理都是通的,当你了解了,时间就变慢了,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关于旅行

  
“世界很大,自己很小”

  
生活里,赖声川还是个旅行控,学生时代,就会和同学坐长途船去看海,或者在河边一坐就是一个下午。《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关于威尼斯、关于印度、关于不丹的,其中很多出自他自己的旅行历险记。“戏里讲到的四海包机,当年我就是坐着这个和丁乃竺一起去美国的。和戏里一样,我在印度旅行,意外几乎是常态,有一次还因为护照不在身边而差一点被警察带走。还好丁乃竺反应快,立刻去找来当地的旅馆老板帮忙。”和戏里的主角一样,赖大师的旅行有惊险,也有惊喜,“我发现我有很多学生后来做了空乘,常常会坐到她们的航班,然后就会有人来问我,老师你要不要去看北极光?那个时代,还是可以悄悄去驾驶室的,那个经历真的是非常过瘾。”

  
戏里印度的故事很多,现实中,印度也是赖声川非常喜欢的地方,“第一次去是在30岁出头,一下飞机就被震撼了,马路上铺满了布,走近一看,才发现都是躺着的人。那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气温如果再降一度,就会有很多人冻死。”在印度旅行也很危险:“有一次刚上了一辆包车,周围突然挤上来很多当地人,我说不用那么多人,我一个人就可以,但是他们说不行,因为一路上很多强盗。就是这样的状况。”

  
他常常会带一本书上路,比如《西藏生死书》,后来非常出名的长剧《如梦之梦》的灵感,一部分就是来自那次旅行。《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上周六演完了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新老粉丝们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纷纷上微博发感想,讨论得最热烈的,就是结尾处屈中恒和冯翊刚讨论的“旅行究竟是让世界变大,还是让世界变小”的问题。赖声川说自己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每天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资讯,但是好像没有机会增长智慧。旅行可以让世界变得很大,当你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大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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