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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替未来留下传统价值的见证
2014/5/6 11:39:14  潇湘晨报  徐长云  
   

 

这是阮义忠《正方形的乡愁》里的一张照片。书中所有的照片都是用120相机6cmx6cm胶卷拍出来、未经裁切的影像。

 


每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台湾各地投入妈祖起驾绕境的善男信女据说有上百万。一位虔诚的妇人才踏进朝天宫的山门,便不由自主双膝落地,激动地叩起头来。地上厚厚的一层鞭炮屑早被无数双脚踩成了脏泥,她却无视任何障碍。这一刻,被阮义忠的相机捕捉下来。

 


《人与土地-归宿-旭海》 1986阮义忠照片中最出名的一张,陈丹青曾称赞它出自“上帝的手”,现被法国博物馆收藏。在阮义忠眼里,这张照片有着深刻寓意: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慢、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的人生,毫无所觉。“我攫住了一个永恒的刹那。”


在阮义忠的黑白世界里,有一种永远的乡愁。即便时光远去,乡愁仍在。


阮义忠,木匠之子,著名摄影师,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曾跋山涉水,深入台湾乡土民间,“替未来的人们留下传统价值的见证”。


之于摄影艺术,他更是“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


就在1月,阮义忠随笔集《想见看见听见》出版,3月,出了摄影集《正方形的乡愁》,最负盛名的摄影作品集《人与土地》增补版则刚刚印出。


人。土地。黑白世界。生活的质感,往昔的温情,质朴,素净,那是工业时代来临、农业社会即将消逝的最后风景。在这些集子里,那些场景,表情,民俗,如今看来已然消逝的瞬间,被凝刻成永恒。


阮义忠的摄影作品,自然,真实,感觉不到镜头的存在,仿佛镜头、摄影师,是完全融入的。阮义忠到底什么风格?他没有将技术凌驾于摄影对象之上,也不强加观点,有一种体贴与懂得。纵然被指“少批判”,他说更想去“肯定”—那善,那该惜、敬的一切(他也不敢拍摄灾难,觉得“不忍”)。


拍摄“土地”,是他对于故乡的忏悔。阮义忠,生于土地,年少时只想叛逃“土地”。他写小说、画插画—不带人间味与泥土味,只为了离“土地”远一点(19岁为《幼狮文艺》画插画,以新锐画风“一夜成名”)。或许他能成为知名插画家或作家。23岁应聘《汉声》杂志。却成了摄影师—主编黄永松要下根本不会摄影的他,并鼓励他,从此他开始涉足摄影。拍什么?表达什么?台北街头的人令他茫然心虚。只有在拍摄故乡的土地,面对土地上友善纯朴的百姓时,他才发觉自己被信任,才逐渐寻找到自己—“摄影让我找到根,找到对于土地的认同感。”


阮义忠拍黑白,不拍彩色,仅仅源于这样的偶然:大约1982年,他携带放大机及150张彩色底片搭乘计程车,结果忘在了车上。损失如此巨大,他痛绝而怯于再拍彩色。其实近年他还是怕彩色的,用数码相机拍点生活图片发微博。他乐于与人分享生活及居所的风景。他的两个居所,都是自己做的设计,充分发挥摄影师特质,整面墙的玻璃,将大自然的风景引入其中,光影变化时明时暗,光与影的对话引人沉迷,拜访者称“到这里好像时间静止了”。他说:设计的关键是将不同物品的关系处理好。或许,他本也可以开室内设计公司的。


有时他在杭州、北京、成都、广州、潍坊、昆明、西安开摄影工作坊授课,如果呆在台湾,这位巨蟹座男子,是很乐于宅在家里的。收拾收拾屋子,煮阮家咖啡—“以Kona圆豆、肯尼亚AA、哥斯达黎加和黄金曼特宁四种豆子以1∶1∶1∶2的配比,在烘焙完第一响、第二响刚爆,豆色深但不出油的瞬间紧急下豆冷却,这样烘出来的豆子,不酸不苦,只有香。”他还收藏了四十多台咖啡机,其中一台为西班牙手工打造的“Dream”。出远门,他会带上半磅阮家咖啡豆及Bodum手摇磨豆机及加压壶。喝着咖啡,听着黑胶唱片,是他这位“生活家”的享受,他收藏了1万多张黑胶唱片,他从前热衷莱昂纳德-科恩,如今喜欢海顿,“看似简单,却最耐听”。


对话


在快速消失前,替台湾农业社会留下深情一瞥


采访:1974-1986年拍摄人与土地,用脚踏踏实实走过那么多土地,土地,家,故乡,对如今的您意味着什么?


阮义忠:现在的我,对土地、对家、对故乡的定义已跟以前不同。拍摄《人与土地》时,我感觉可供耕作的是土地,三代同堂叫做家,世世代代安身之处才是故乡。但这种人与人、人与生存之间的关系仅存于农业社会,在当前时空不但愈来愈难找到,而且不切实际。


事实上,在我拍照时,台湾已在转变之中。相机朝左,是上千年来改变不大的农村景象,可朝右就处处是现代化的痕迹。对我来说,拍照是一种选择与价值判断,不能只追求单纯的美感。一位摄影人应该问自己:我到底想表现什么?我拍的东西跟自己、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我选择替台湾的农业社会留下深情的一瞥,因为我明白,一切都会快速地消失。我想替未来的人们留下传统价值的见证。简单说,那就是做人的本分、做事的态度,清楚人在天地之间该有的位置。道理人人明白,实践于日常生活却不容易。摄影人的任务是发现、理解、见证,并能为别人带来启发。我很高兴自己用相机留住了台湾的那个时代,也回去过曾经拍摄过的地方。景观、房舍外貌、生活方式都跟往昔不同,但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在,处处仍有知足、善良的人。


采访:《人与土地》或是《正方形的乡愁》,都是“乡愁”。对于您,是否有一种永远的乡愁?


阮义忠:对我来说,乡愁意味着失去、缅怀、反省,让我对过去充满感恩,对未来怀抱信心。如果我能永远保有这种心境,那么,我所回忆的一切过往就都会是永远的乡愁。


采访:您近年在大陆走动很多,大陆高速发展后遗症也正显现,污染,传统工艺消逝……您如何看待这些?


阮义忠:我时常到大陆,但造访的时间、地域范围很有限,而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虽然明白大陆经济突飞猛进、社会剧烈变化,但没有长时间的居住经验,不敢说有深刻感受。但大陆农村正在迅速消失,每个城市都布满高楼大厦,在地色彩薄弱,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这些年来,有时站在某个街头,我会突然忘记自己是在哪个省、哪个市,因为每个地方都差不多。一个地方失去特色,就像一个人失去他的特质,这是非常可怕的。


台北也曾空气不好、交通阻塞,让我一度对这个城市非常不满。可是,现在的台北让我感觉非常宜居。希望大陆在历经建设阵痛期后,也会有好的结果。


暗房工作有点仪式感,放大照片时有点像在洗礼


采访:您的摄影核心是“人”,如何理解这个“人”字?在人物纪实摄影里,如何处理“景”?


阮义忠:我理解的“人”跟大家没什么不一样,非要定义,那么就是介于“神”跟“兽”之间。把人性之善尽量发挥出来,就会接近神、圣;把人性之恶恣意发泄,就跟禽兽没什么两样了。我拍人时,期许自己不只拍出他们原来的好,还要拍出他们可能有的更好。在捕捉人物时,我会有所期待,当对象知足、勤奋、善良的本性浮现在容颜与肢体语言上时,我才会按下快门,而且会利用景来传达人在天地之间达到的和谐状态。


采访:摄影是瞬间艺术。柯特兹说:“最好的那瞬间,我总是错过”—您会要平和些么?


阮义忠:我想要捕捉的快门机会,多半都能如愿。万一错过,那也心平气和对待,不会失望。柯特兹说这句话是自谦,事实上,他捕捉的瞬间比谁都好。以艺术表现来讲,全球像我这样的摄影人太多了,但有善缘与福气的却很少。


我在拍摄之初便定焦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如今对证明自己的艺术成就已不热衷,倒是非常希望把照片后的故事写出来,藉摄影传达我的生活态度、生命哲学。


采访:身处数码时代,您对于暗房是怎样一种感情?未来是否会是一个弃绝暗房手艺的时代?


阮义忠:我一切理念、技术的养成,都是在传统摄影的范畴内,要掌握任何技巧,都必须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要领。计算机及数码相机普及后,技术门槛变得非常容易跨过,但大家也开始不珍惜、尊重一些东西了,摄影艺术里珍贵的人文精神开始稀薄。


底片只是乐谱,放大才是演奏。如何诠释摄影艺术的深度、彰显内涵,暗房作业是非常重要的。暗房经验是创作的反刍,放大照片会随着人生历练而有不同的调子,每次放大的结果都不同,没有一模一样的照片。拍照30多年来,我的每一张作品都是亲手放大的,它们就像我的儿子。在暗暗的红光下,一张张相纸从空无一物的白浮现出影像,经过这种过程,影像的生命才能真正诞生。


对我来说,暗房工作有点仪式感,甚至带点宗教情操。我觉得我在放大照片时有点像在洗礼,一次次地洗礼,一次次地回味拍摄现场所得到的感动。每次放大照片,我都会回到当初拍摄的场景。我会自我反省,有没有失掉初衷?有没有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就妥协了?我把作品当镜子,照片虽然拍的是别人,可它也让我照见自己:我有没有变啊?我有没有坚持摄影里最重要的那些东西?


顺境来时要有无常观,逆境来时要有因缘观


采访:今天的您,如何看待死亡?


阮义忠:自从接触佛教后,我对很多事的看法都跟以前不一样;顺境来时要有无常观,逆境来时要有因缘观。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都是自然法则,对死亡感到恐惧,只是因为不敢面对,但活得有价值、有尊严才是最重要。


我很清楚自己的视力、体力与脑力都在衰退之中,但比起年轻时,我心境平和,心智增长,更懂得珍惜身边人、事、物,这使我愈来愈快乐,愈来愈希望利用时间做些益于大众的事。我现在完全能够体会,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需要的少。


采访: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之后不久,您成为佛教徒,也成为慈济义工,拍摄“恒持刹那:随证严法师行脚”和慈济志工,跟以往的拍摄经验有何不同?


阮义忠:我的皈依师父是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这个团体并没有严格的修行仪式,而是鼓励大家走入社会付出,藉着从事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工作来去除习气、调整行为、心性。我接触佛教后的改变是,比以前有感恩心、包容心,凡事不会只想到自己,只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


拍摄“恒持刹那:随证严法师行脚”和慈济志工,画面重复性高,所有活动几乎是千篇一律,因此必须格外有耐性,但这不就是修行?


采访:您和太太(袁瑶瑶,台湾女作家袁琼琼之妹)的爱情好生叫人羡慕,初恋,长久的美满,知己,志同道合,您的婚姻观是?


阮义忠:我比较传统、古板,除了太太,不曾对其他人动心过。我喜欢做事,也一直把时间、经历都专注于工作,想把碰到的每一件事都尽力做到最好。还好我太太个性独立,不会埋怨我不够温柔体贴。我对她的爱不是用甜言蜜语来表达,而是用实际行动。除了烧饭之外,所有家事都由我一手包办,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扫地,把被她搞乱的东西一一归位。太太跟我谈恋爱时才十六七岁,我们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她善良单纯,是我所有事业的支持者、参与者,也是我写文章的好帮手(注:批评、帮忙输入电脑)。


我们夫妻的相处之道,正如我在文中所写:“人与人之间总是有不能沟通的盲点,只要能包容彼此的差异,接受对方的缺点,谁对谁错也就不重要了……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


他的作品


阮义忠已出版的简体中文版包括:《人与土地》(增补版刚出)、《失落的优雅》、《都市速写簿》、《正方形的乡愁》(2014年3月)、《阮义忠的微博生活:一日一世界》、《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大师》、《想见看见听见》(2014年1月)


即将出:第二本微博书、《摄影家西游记》增订本、《摄影美学七问》重版、“海外华人画家访问记”(未取名,2015)、专栏结集(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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