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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多丽丝.莱辛:写书是一种艰辛的苦力
2013/11/19 16:32:57  鲤newriting  mincy  


在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新作《克莱夫特》(The Cleft,2007)出版之际,英国作家、记者杰西卡.曼(Jessica Mann)对多丽丝.莱辛进行了采访,该访谈原刊登于2007年2月号的英国《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杂志。

多丽丝.莱辛素以不喜接受采访而出名。到达位于西汉普斯特得的莱辛家中时,我的心情颇为忐忑不安,出乎我的意料,莱辛热情地迎接了我。莱辛的家舒适宜人,房间里铺着华丽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色彩浓郁的20世纪油画,还有非洲雕刻、卡片、花儿和堆积得摇摇欲坠的各种书籍。莱辛博学多识,阅读范围广泛,口才雄辩。莱辛已是一位87岁的老人,但仍言辞犀利,极具反叛精神。冷战时期,莱辛曾是一名共产党人;在1950年代的伦敦,莱辛因其作品而被冠以“愤怒青年”称号。莱辛虽是女权主义者,却鄙视女权主义者的言论;虽是现实主义者,却仍相信心电感应;虽是理性主义者,却对灵魂转世半信半疑;虽是个叛逆传统的作家,却接受了无数的奖章与荣誉。其传世名作《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堪称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创性著作。莱辛的新作《克莱夫特》已于2007年1月出版。《克莱夫特》是一部标新立异的创世神话,描述的是人类先祖走出远古的洪荒后所发生的故事。


曼:您将女人称为“克莱夫特人”、男人称为“斯奎尔特人”,一些读者会反对这样的词汇。我想知道,在您的笔下,为什么只有男人才有好奇心、有活力,女人却是如此的消极、被动?

莱辛:两年前,曾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女人才是原始人类的祖先。这种奇怪的观点深深吸引了我,我在思索:男人是如何出现的?男人出现以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里面基本没有进化论的成分,突然之间,男性婴儿出生了,人们开始充满好奇,到处孕育着勃勃生机。而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在岩石边悠闲地生活,她们没有产生好奇心的理由。

 

曼:您的这种说法会激起女权主义者的愤怒。


莱辛:我认为女权主义对我没什么用处。《金色笔记》一出版便成了妇女研究的一部分,这使得男人厌恶这本书,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20世纪60年代曾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位知识女性,因厌倦了家务,对着一个啤酒桶默默哭泣,我差点就变成漫画中的这位妇女。所以,我觉得《金色笔记》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你可以将从未有人表述过的东西写进去——比如:生活与性、母性与情感等。那个时候还是传统盛行的年代,人们觉得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来。《金色笔记》的出版可以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至今我还记得。一年之后,拉金说出了“性交开始”这样的言论。

我不是个固守传统的人。60年代是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时代,她可是个极重传统的人。

[莱辛出生于波斯(现称伊朗),6岁时,全家迁居非洲罗德西亚(现称津巴布韦)。因父亲生病,生活困苦,母亲对生活产生不满。14岁时,莱辛辍学做了保姆,不久开始在南非的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19岁时,莱辛结了婚,生下两个孩子。离异后,莱辛嫁给了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这次婚姻最终以离异而告终。1949年,莱辛将两个年长的孩子留给他们的父亲,自己带着小儿子和她第一部小说的手稿来到伦敦。一年后,莱辛带到英国的手稿《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出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我父母是大英帝国的忠实拥护者,是骨子里渗透着传统的英国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就是阅读英国文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觉得上大学害了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学过英语的作家。他们的才能受到了抑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损失。我刚到伦敦时,整个社会充满了求知欲,人们就一切事物进行争辩。每个人都在讲政治,每个人都在看书,并且看了各种各样的书,我记得激烈的辩论总是随时发生。我所写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谈论的大众话题,女权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是个共产党人,你就会不自觉地讨论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是个一直都在被谈论的话题,你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辩论是何等地激烈。就连给戈特弗里德倒一杯茶,我都会问:为什么不是他给我倒茶呢?

曼:《金色笔记》出版后,这种争论在我读来还是变革性的。

莱辛:问题是,现实中女人在谈论男人,实际上她们一直在谈论男人。我这一辈子总是亲耳听到女人在谈论男人、男人在谈论女人。在一个农场里,男人说,女人是多么糟糕,说她们如何无法承担生活的重担,而女人呢,其实也一直在谈论男人。只不过当我把这种谈论落实到纸上之后,人们却认为是惊世骇俗的。

曼:我知道您还写过几个剧本。


莱辛:其实剧本创作是我的最爱,但我不是一个好剧作家,我用词太多了。好的剧作家总是能为当地剧团开启幕布,比如哈罗德.品特。


曼:20世纪70年代末期,您开始写科幻小说,您自己认为这类作品与现实密切相关,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仍属于故事领域。但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些故事是发人深省的警告。


莱辛:全球变暖、星球未来这类的话题一直是我关注并思索的题材。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但并非新生事物。科学家们一直在谈论人类对世界的影响,不过,对政治家来说这些可能还是新话题。

曼:在对您的作品进行学术研究时,部分学者抱怨您从现实主义作品转向科幻作品来得“太迅速、令人难以预料”。

莱辛:我一向喜欢科幻小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都看科幻小说,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看。

曼:您有没有留意过人机交互的网上世界?


莱辛:我不会用计算机,虽然从理论上说我应该用,但那种蹲在那儿的机器总是出些小毛病。我曾用过一台,当时我朋友的办公室里淘汰了一台计算机,我对他说:给我用吧。以前,我曾以打字谋生,现在我有自己的打字员,全靠他能把我书写潦草的稿子整理出来。


曼:您是不是又在计划写下一本书?



莱辛:是的,刚开始写。但我跟自己说,好了,现在是最后一本了。

曼:您以前也说过这话吗?

莱辛:不,以前从未说过。不过,我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写书也是,一种艰辛的苦力———我如此自愿地写书,简直是太荒唐了。但我确实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书,我想写写我的父母。我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不幸地是,他们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战争完全毁了他们的生活,在我父亲身上尤为明显,在我母亲身上稍好一些。如果没有一战的灾难,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我很想写一写。战争压在我的心头,像是一场噩梦一样,因此写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


曼:您是通过写作体验自己的想法,还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莱辛: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有些东西是超乎自己想象的。

曼:您下笔的时候就知道结尾吗?


莱辛:哦,这可不一定。我写上本书的时候,本来已经构思好了紧凑的故事情节,让我没想到的是,其中的一个人物自己蹦出来了,这可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他把整个故事情节都破坏了,突然之间,他控制着整本书,我该怎么办?整个故事都走样了,然后我就想故事本来应该是这样发展的,这才找回了原来的故事结构。

曼: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必须舍弃一些已经构思好的东西?


莱辛:哦,是的,经常有。谢天谢地,我总能将它们撕成碎片,不受它们的影响。


曼:您平常写日记吗?

莱辛:是的。谁想要,我就留给谁吧。

曼:您的两本自传才写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


莱辛:这个有点难度。60年代,我像大地母亲一样为人所熟知,我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14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已人近中年、有些已是知名人士,所以那本书我不可能接着写下去了。我写了《最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2001),在那本书里有60年代的风情,但我把一些真实的人物剔除出去了。

[从那时起所发表的自传性作品,不论是纪实体还是小说体,都没有涉及到莱辛的个人生活。有些作品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展现了有关莱辛的一切,其实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信息。]

曼:曾有人未经您的授权写过一本您的传记。

莱辛:哦,那个人确实不好对付。那位女士想当然地以为,我很乐意由她来写我的传记,她已经跟出版商签了合同。她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会不同意。没办法,我就跟她说,等着吧,我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配合。接下来,她就走访了很多地方,找到了很多人,有的我只见过一次,有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些人向她提供了我的各种信息。这本书里的东西极不准确,她也根本不关心这个。

曼:网上还有一个您的个人网站。


莱辛:是由我早期的一个书迷管理的,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这个网站做得很棒,有些过奖之处。我一般不看,因为我知道那会令自己陷入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有很多东西,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仍在变。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从未对任何东西保持一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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