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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佑至:有图未必有真相
2013/9/5 11:30:31  现代摄影网   
自从1908年与父母旅行时第一次来到中国,西德尼-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的一生都与中国密不可分。据费孝通回忆,甘博在中国经销“象牙”牌肥皂(甘博的家族生意,他的祖父是“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相当成功。在商人的身份之外,甘博还是作家、旅行家、热心的社会调查人员、摄影爱好者和燕京大学的赞助人。甘博在燕京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亲自主持或资助了几次规模不等的社会学调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李景汉在定县的调查。在中国,社会学是一门运气糟糕的学科,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定县调查却是一座公认的里程碑——尽管费孝通入学时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种工作“太肤浅”。

  
甘博一生留下了数本和中国有关的书籍,最为知名的是《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此书初版于1954年,甘博提供了自己在定县拍摄的照片,制成插图。这本书后来成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必读书,黄宗智和杜赞齐的著作都广泛地引用其中的材料。当然,从来没有引用者提到过书中的照片。实际上,甘博的私人档案中留下了五千多张拍摄于中国的底片。和文字的广泛影响相比,甘博的中国底片放在阁楼上,一直无人问津。

  
甘博底片的主题非常广泛,既有常见的旅途风景,也有非常细致的民俗记录。《定县》一书中的照片,是对华北乡村生产方式、经济活动、风俗、信仰乃至建筑物的记录,属于资料性质,并且服从于全书的主题。显然,甘博乃是有意识地把摄影当作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手段。

 

《当历史可以观看》  冯克力著

 

  
在研究报告中附上影像资料,是二十世纪人类学研究中常见的做法。费孝通说过,他在燕京大学师从史禄国,学习的是欧洲大陆的人类学传统,包括体质、语言和文化三个领域。摄影可以记录人种特征、编织纹样和各种各样的仪式,以及社会制度在公共空间中的运作,对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很有帮助。研究语言,以前靠记音和录音,有了现代摄像系统,核对发音变得容易了,可以有效降低记音的差错率。

  
包括《金枝》的作者弗雷泽在内,欧洲人类学的开创者都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他们靠传教士、记者和商人的二手资料做研究,对其他文明经常有荒诞不经的推测。相比于文字,照片更直观,对人类学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材料。业余摄影师是人类学家的合作者,正如业余画家是博物学者的合作者。曾在香港开照相馆的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就凭着自己拍摄的吴哥窟的照片,成了英国皇家人种学会和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

  
费孝通后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师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中,插图相当丰富,除了手绘地图,还有费孝通在江村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性质与甘博书中的照片类似,既为了说明书中的主题,也为了让读者对研究对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费孝通很注重利用照片。1950年代和1980年代回江村访问,都带《新观察》杂志的摄影记者张祖道同行。张祖道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是费孝通的学生。他不仅跟着费孝通多次访问江村,还曾跟随另一位老师潘光旦,在湖北和四川等地做民族调查。时在1957年,中央政府正进行民族鉴别。潘光旦的调查促成土家从苗族分离,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和甘博底片一样,张祖道的照片不会被看作人类学文献,长期无法出版。说到底,插图之于人类学著作,是一种习焉不察的存在。照片的命运,与其他普遍使用的视觉文献——速写、版画和地图——类似。有经验的读者经常将文字内容与照片、绘画和地图加以比对,但图像对人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几乎无人察觉。普通人连自己是在读图,还是在读图片下的说明文字,恐怕都分不清。

  
在社会科学领域,图像受到冷遇,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分析图像的主题和风格,通常被看成是艺术评论家和美术史家的工作。这种门户之见使得对图像的分析被限定在非常狭窄的领域里。另一个原因在于,研究者无法消除图像在内容指向上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社会科学缺乏对图像做精细解读的方法。

  
甘博的中国底片后来捐给杜克大学图书馆,逐步电子化。如今可以非常简便地查阅和使用这批照片,但除了少数关心“老照片”收藏的人士,学者——不管是社会学者还是历史学者,从不关心甘博底片的去向。不是因为甘博底片不够多,或不够精彩,恰恰相反,图像的文献价值过于繁杂,让研究者束手无策。而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反思学科构建的潮流中,摄影与人类学的关系,也从来没有被厘清。

 

中国末代王朝的太监,1948年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摄影。通过摄影,新闻业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视角。

  
摄影的首要功能是固化视觉信息。摄影之于人类学和史学的价值即基于此。马戛尔尼使团的随团画家留下大量速写,又根据速写制作了不少版画,这些画作与约翰-汤姆逊七十五年后在中国旅行时拍摄的照片相比,可以看出摄影术在保留视觉细节方面的惊人进步。再拿汤姆逊的照片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ri Cartier-Bresson)七十五年后在中国拍的照片做比,相机和底片制造工艺的改进,直观地转化成视觉风格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足以推动新的政治和美学观念的产生。

  
便携的小型相机和35mm干版底片取代湿法火棉胶玻璃底版和大型座机,改变了摄影师的工作方式。他们可以更快、更灵活地拍照。这使摄影介入社会政治成为可能。到了二十世纪,东方民族的人种、地理和文化特征,仍然是摄影的主题,但照片的用途不再限于人类学家案头和帝国殖民地管理机构的档案库。照片被新闻业广泛使用,摄影迅速进入知识传播、道德争议和政治说服的核心领域。

  
新闻业为摄影提供的新价值,是一个替代性的视角。亨利-卢斯(Henry Luce)为最著名的图片新闻杂志《生活》规定的旨趣说:“去看生活,去看世界……看并乐在其中;看并为之惊奇;看并领受启示。”通篇由祈使句排列而成,既无主语,也无宾语,似乎在暗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和机会。但实际上走遍世界的是摄影师,读者只能看照片,并“乐在其中”、“为之惊奇”和“领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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