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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洛:我不想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
2013/4/26 16:21:56  外滩画报   

我喜欢做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工作,我可以用摄影的方式去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

   

北京798艺术区内的“古巴先锋艺术展”,一幅古巴艺术家伊斯梅尔?戈梅兹?佩拉塔绘制的切?格瓦拉肖像矗立在入口处。画中的切?格瓦拉头戴贝雷帽,留着大胡子,这是他早已深入人心的形象。一位中年人站立画前,和画中人有着一模一样的额头和眼睛,那就是切?格瓦拉的儿子,卡米洛?格瓦拉(Camilo Guevara)。

   

“第二次”中国行

   

去年下半年,卡米洛?格瓦拉作为“古巴先锋艺术展”的特邀嘉宾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国行。适逢周六,798艺术区内的几个大型艺术展览同时开幕,园区内游人如织。一家艺术商店将印着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挂在临街的橱窗内,黑色的棉质T恤上镶嵌着鲜红的底色,切?格瓦拉的经典头像浮于红底之上,头像上方还印着“Guevara”的名字。

卡米洛?格瓦拉

   

1960年,切?格瓦拉参加一次葬礼时,古巴摄影师阿尔韦托?科尔达为他拍摄了这张肖像照:紧咬牙关,眼望远方,红星贝雷帽下露出蓬乱的头发。这张照片被称为“世界上最有革命性最有战斗性的头像”,在切?格瓦拉去世四十多年后,这一经典头像仍在世界各地被反复翻印,深受艺术爱好者欢迎。一件普通的T恤衫,因为有了这个头像,价格便可以翻倍。

   

在从举办“古巴先锋艺术展”的程昕东国际艺术空间到餐厅的路上,卡米洛边走边拍,还不忘与同行的几个古巴艺术家说说笑笑。作为世人皆知的革命者的儿子,卡米洛没有继承父亲的遗志从政,而是成为了一名摄影师,同时他还是切?格瓦拉研究会的秘书长。

   

卡米洛手持一款纪念版的莱卡相机,上面印着红色的切?格瓦拉头像。他穿着白色衬衫,白色休闲裤,棕色的头发用黑皮筋扎着,身材高大,与人们熟知的切?格瓦拉相比较,卡米洛胖了不少。他将镜头对准了一件雕塑,人物是 “文革”时期典型的工人形象,紧握的拳头显得格外有力量。拍好照片,他得意地拿给记者看,他只拍了雕塑紧握的拳头,“这真有趣。”49岁的卡米洛不时地发出感慨。

   

“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对于第一次的中国之行,我没有任何印象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卡米洛?格瓦拉用西班牙语告诉策展人Raquel,说完哈哈大笑。

   

1960年,切?格瓦拉带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切?格瓦拉非常崇拜毛泽东,读过许多毛泽东的书。1965年,他曾再次访华。中国人的劳动热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美好的感情延续到他的子女中。

   

切?格瓦拉曾经结过两次婚,有五个子女。1959年,切?格瓦拉与第二任妻子、革命者阿莱达?马尔奇(Aleida March)结婚,卡米洛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卡米洛是切格瓦拉出生入死的战友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的名字。

   

在古巴,人们常说“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卡米洛对中国有天然的好感,但除了中国人勤劳工作和无私地支援过古巴之外,他对中国知之甚少。

   

我的父亲格瓦拉

   

2008年,“古巴先锋艺术展”的中方策展人程昕东来到古巴,在完成了展览等方面的协商之后,他向古巴的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见一下切?格瓦拉的后人。

   

“切?格瓦拉是很多人的精神领袖,世界各地的人到了古巴都会有类似的想法。”程昕东说。古巴国家美术馆馆长告诉他,切?格瓦拉的儿子也是一位摄影艺术家,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总会用镜头来记录,他的作品涉及种族主义等多种题材。程昕东喜出望外。

   

2010年初,程昕东在当地艺术家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古巴哈瓦那的一座三层别墅。别墅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椰树和各种灌木郁郁葱葱,这里便是卡米洛和母亲阿莱达?马尔奇一起生活的地方。

   

74岁的阿莱达?马尔奇留着棕色鬈发,有着圆润的脸庞和挺拔秀美的鼻子。1965年,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前往非洲继续开展共产革命运动。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俘虏,第二天便遭处决。有关与切?格瓦拉六年的婚姻生活,阿莱达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她把要说的一起都写进了书里。在出版回忆录《魂去来兮》(Evocation)时,她说自己对于回忆录并不热心,但四个孩子对父亲的了解不多,她对孩子们亏欠太多,所以才写下自己的回忆。

   

卡米洛指着一张沙滩上的照片对程昕东说:“这是我和父亲的合影。”照片上,切?格瓦拉身边的卡米洛还在襁褓中。他收藏着几张自己三岁之前的照片,既有和父亲的合影,也有父亲拍的儿时的自己,这便是卡米洛对于父亲的所有直观记忆了。

   

 从小到大,母亲和父亲的朋友们总是告诉卡米洛很多有关父亲切?格瓦拉的事。切?格瓦拉在访问其他国家时,总是能得到很多礼物,却总是把它们送给穷人。有一次,阿莱达得到一台彩色电视机,却眼睁睁地看着切?格瓦拉把它送给了一个工人。还有一次,切?格瓦拉从阿尔及利亚带回家一大桶好酒,他让阿莱达送给附近的军队。阿莱达知道,喝酒对于切?格瓦拉而言,是难得的享受,便偷偷留下了五升。

   

虽然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但还是会寄来写着故事或者画着图画的明信片。卡米洛在幼儿园说脏话而挨了训,母亲阿莱达责怪父亲有说脏话的习惯。他当时在非洲,却写信要求卡米洛不能在学校说脏话。在信中,切?格瓦拉说:“你再说脏话,‘鳄鱼佩佩’(父亲编的童话中的动物)就会咬断我的腿的。”为了保护父亲,卡米洛从此不再说脏话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卡米洛说,每次回想起父亲离开古巴前的场景,母亲依然痛苦万分。在前往玻利维亚前,切?格瓦拉的行踪需要严格保密,他只能乔装打扮去看望自己的孩子。卡米洛依稀还记得,有一次母亲阿莱达指着一个看起来六十多岁的“乌拉圭人”,告诉四个孩子,那是他们父亲的朋友,名叫“Ramon”。“Ramon”和孩子们玩了一天,没人发现他就是切?格瓦拉。卡米洛的姐姐当时只有7岁,她在疯跑时撞到了头,身为医生的切?格瓦拉细心地照顾她。姐姐偷偷地对妈妈说:“那个‘Ramon’爱上我了。”

   

临行前,切?格瓦拉交给妻子一卷录音带,录的是朗诵的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在被处决之前,他托人转告妻子阿莱达,一定要改嫁,不要停止学习,照顾好四个孩子,让他们接受好的教育。

   

每次面对媒体,卡米洛总会被问到相同的问题“你对父亲有着怎样的印象”。他摇摇头说:“真的没什么印象了。儿时的模糊的记忆,和母亲讲述有关父亲的事情会混在一起,经常在梦中出现,让我分不清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真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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