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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我想在中国做村官”
2013/4/26 16:16:52  《环球人物》  胡婷婷  
 

 

   

与加藤嘉一见面,是在首都机场,身高1米85的他拖着一只行李箱,疾步如风地向我走来。递来的名片上只有“加藤嘉一”4个竖排的宋体字,不带任何头衔。但记者的脑海中却蹦出了若干个与这个名字相连的标签:“著名青年时评家”、“21世纪日本遣唐使”、“‘80后’人气偶像”、“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高级研究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没错,这些都是指加藤嘉一,这个坐在记者对面的年方27岁的日本青年。

 

在中国“走基层”


   

8年前,作为一名日本公派留学生,加藤嘉一从东京来到北京,当时正值非典高峰。一句中文都不会的他把“北京大学”4个字写在纸上,交给出租车司机,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中国生活。


   

“我要感谢人民日报,他是我学中文的好老师。”加藤笑着冲记者眨眼,“刚来北大时,每天下午跟传达室的大哥借人民日报,然后翻着字典,把报纸上的文章逐字逐句地背下来。”


   

如今,加藤已经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念完了本科和硕士,口语流利,可以用日、中、英三种语言担任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但加藤的要求是不仅能说,还希望说出来的话有分量。“刚来就靠喝酒——干了!”加藤对记者做了个一饮而尽的动作,“就这样来跟别人套近乎,打开话匣子。”“现在争取到了一点话语权,就要帮老百姓说话。”


   

“老百姓”3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并不令人觉得诧异。加藤在中国旅游时,发现一个旅游团时间安排不合理,游客根本来不及游玩,他义不容辞地给主管部门打电话。在南方的大学举办讲座,加藤曾发自肺腑地对设宴款待他的无锡官员说:“无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交通状况很好,不需要建地铁。”也不管会不会闹得满席尴尬。加藤还去贵州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有些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我喜欢跟农民交谈,中国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正是这些农民。”


   

说到这里,加藤睁大了眼睛:“我其实很想在中国当个村官,如果有这样的实习或就业机会,我非常愿意!”加藤称自己是“贫二代、农三代”,因此一直对基层群体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心。这无关国籍,而与他的“个人史”有关。

 

跑一场名为“人生”的马拉松


   

1984年4月,加藤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旅游胜地伊豆。3岁时曾遭遇车祸,昏迷了两周才醒过来,恢复则花了半年。“也算曾命悬一线,所以现在对生死看得很淡。要把握当下,抓紧每时每刻去积累。”


   

加藤遗传了当运动员的父亲的体魄,上小学一年级时身高就有1米5,在合影照片里总是最显眼的那个。“因为个子高,所以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不同的人,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希望突出自己。有时别人说往东,我就偏向西,内心里有种叛逆,甚至有时被看作‘异类’,我都已经习惯了。”


   

在父亲的训练下,14岁的加藤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柔道运动员,之后又改练田径,曾获全国大赛第四名。但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而受伤,加藤只好忍痛割爱,就此放弃了比赛。不过,跑步却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在,他仍坚持早上4点半起床,然后跑步1小时。他告诉记者:“跑步时大脑一片空白,但有时会突然冒出灵感。我是在跑一场名为‘人生’的马拉松。”


   

但是,这个飞奔的阳光少年也经历过一段极灰暗的时光,“曾经憎恨过社会,怨恨自己不能拥有别人享有的安宁。”加藤上中学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为了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出门送报,再骑车15公里去上学,不管风雪还是劳累,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为了让父母全心去挣钱,念高二的他甚至独自与向父亲逼债的黑道谈判。每次谈判,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但下一次,他还是会走进梦魇般的谈判场,高中生加藤把自己看成一个能担当的男人,没有退缩的余地。


   

背负着如此多的重担,有时甚至到了心力交瘁的边缘,加藤排解压力的渠道之一就是疯狂学习,因为“念书比谈判容易多了”。高中毕业,加藤考上了日本最好的东京大学。他将这归功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虽然家里穷,但我和弟弟妹妹都有书念。”他一直对父母抱有一颗感恩的心。走进大学后,他不想让父母承担高昂的学费,选择了日本政府提供的公费留学项目,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大学。 


   

“生活是有种延续性的。”加藤喜欢这么说:“现在的每一点每一滴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我感谢曾经的‘个人史’,成就了现在的加藤。”

 

“纠结”的人


   

现在的加藤在某种程度上从草根变成了精英,他拥有名校背景、高涨的人气和有分量的话语权。


   

在中国,他在诸多媒体露面,写专栏或接受采访——就高铁事故深思,就地沟油现象谴责,就中日摩擦发言。他拥有一大批“粉丝”,其中以大学生居多。“我最喜欢去高校讲座,跟大学生交流,因为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有很多共同话题,我可以发问,也可以被他们反驳,我享受这种相互碰撞的感觉。”


   

有时,加藤更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家:语气虽不咄咄逼人,但表达观点清晰有力。说到“坚定的立场”时,他会握紧拳头;说“你看”时,会向记者摊开手掌。他曾经将奥巴马称为“同类人”,但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正在为从政做准备时,他说:“这不是我唯一的方向,只是一种可能。虽然很多长辈都觉得我应该走政治这条路。”


   

在镁光灯下频频亮相的加藤,称自己“是个内向的人”。“我喜欢跑步、看书、旅游,这些都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活动。我喜欢自己独处的状态。”他最喜欢读的是哲学书,尤其是古典哲学,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


   

加藤也是感性的。他在专栏里写道:“在一片水田上,我看到了无数发亮的萤火虫。我很受感动,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静静地听着这些萤火虫飞翔的声音,看着它们萤火闪烁的样子,直到它们消失……”


   

听记者说起这一段时,加藤微微地笑了:“只身来到中国的第一夜,我就掉下了眼泪。想妈妈了。” “之后的一些夜晚,有时醒来,发现枕头上也是濡湿的一片。妈妈从小教育我,男孩子的眼泪不要给别人看。”加藤还跟记者分享了他妈妈的另一句“名言”:“吃饭只吃六分饱。”这被加藤贯彻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中——求知若渴,虚心若愚。“永远保持一个饥渴的状态,对世界的未知充满渴望。”


   

加藤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足够好”,他对自己有种近乎完美主义的要求,唯一没有要求的就是饮食。“我永远在家门口吃8块钱的鸡蛋面或炒饭。有时刚写完稿子,会多奖励自己一个1块钱的卤蛋。”他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加藤现在每个月要写25篇专栏文章,每篇2500字,他太忙了,忙到根本想不起来自己到底赚了多少稿费。


   

精明、冲动;感性、理性;理想、现实,哪一个是真实的他呢?加藤笑称:“都是吧,我就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

 

“我显然不是间谍”


   

加藤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往返一次,“有两件主要的公务:一件是推进日本的灾后重建,另一件就是推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他这次回日本是为了在庆应大学的讲课,主要内容是中国问题与东亚的国际关系。此外,他还要参加一个演讲,主题是“年轻人推动下的中日关系”。日本教育部、外务省和财务省的官员也都与加藤保持着联系,他们常就一些中国问题倾听加藤的意见。


   

“所以就这样,中国—日本,日本—中国地飞来飞去,成了常态。”他用手指来回画着弧线。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中国待了8年,你对中国印象如何?


   

加藤嘉一:中国正处在一个想知道外国人对她的看法的阶段,一个比较包容的阶段。而我正是一个想了解中国,并乐于见到她往越来越好、越来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的外国人。中国有很多地方做得不错,最大的问题在于太要面子,以至于现在做什么不像什么。机场不像机场,农村不像农村,高校不像高校。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质疑你对了解中国社会的热情为何这么高涨,猜测你是间谍,你对此有何回应?


加藤嘉一:这些人首先要搞清楚间谍的概念。间谍是利用不正当的秘密手段,获得政府机密,以金钱为目的的人。而我的一切行为都是透明、正当的,了解中国也不是为了赚钱。我显然不是间谍。


   

但我并不害怕被他们误解,他们的攻击也伤害不到我,我只会从他们的声音中反观中国的“愤青”。我是抱着一种学习的精神来观察中国的,每天都在积累,每天都“在路上”。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日本人对中国的真实情感是怎样的?


   

 加藤嘉一:我们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中华文明始终抱着一种崇敬的态度。更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们对中国也抱有愧疚的感情,我本人就有。有些政府官员,碍于面子,碍于西方的态度,不会承认得这么痛快。但从根本上来说,日本人不会像西方的观察者一样,抱着傲慢与偏见的态度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你经常就一些敏感问题发表看法,也表达过一些与官方声音相左的观点;但你在媒体上,包括一些官方色彩浓厚的媒体,以及民众当中,都很受欢迎,你是怎么做到的?


   

加藤嘉一:这有赖于表达的艺术。我的表达方式一向是温和的、中庸的、辩证的。(随手在纸巾上画出一个田字格)我能表达的空间只有正中间这一点,而我要考虑的有4个方面:首先,我是日本人,日本的利益,不能违背;其次是中国的国情,我考虑到日本立场的同时,一定也会提到中方的立场是怎样,怎么寻找共同点;再次是决策层,只有对决策层有说服力,我的话才有建设性;最后是中国民众,要面向他们,让他们容易接受。


   

在中国的我,只是观察者,而不是传播者。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一个“80后”,你怎么看中日两国的同龄人?


   

加藤嘉一:日本“80后”的生活自理能力强一些,因为经常打工。而中国学生的爆发力很强,思维很活跃,这一点我很欣赏。其实现在日本和中国的“80后”都面临着一些同样的困境和焦虑,比如工作、对象、房子,这些都是由两国的国情和社会决定的,都很正常,社会不该对他们过多指责。


   

中国有个“80后”作家韩寒,我们俩虽然没有见过面,但经常被拿来比较。韩寒是一位我很尊敬的作家,也是我反观中国的一面镜子。


   

环球人物杂志:你如何评价自己?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像“80后”的“80后”。


   

加藤嘉一:(笑)我自己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完整的体系。总体目标是:做与众不同的人。中立、自立、独立是战略,理智、中庸、辩证是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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