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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看得清晰
2013/4/26 15:23:24  东方早报   
 
陈哲的照片是“带刺”的,具有罗兰?巴特说的“刺点”(punctum)的特性,这些“刺点”的作用是“总能与某种潜伏的东西相适应”,是尼采口中所有深陷迷宫里的人一心一意要寻找的阿里阿德涅 (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米诺斯之女,她给了德修斯一个线团帮助他走出了迷宫)。它虽然指向最私密的部分,但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曝光隐私,来满足大众的猎奇心和偷窥欲,而是引导我们探寻摄影更本质、更深沉的内涵,一种“我们罗曼蒂克地称之为爱与死的关系”(出自罗兰?巴特《明室》)。

 

   

“在过去4年里,陈哲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人体改造、毛发、应激障碍、身份认同与记忆的作品。陈哲的获奖项目记录了一群有自伤经历的中国年轻人。摄影师将拍摄对象的自毁行为看作净化精神的手段,这种抒情的表现方式使得原本就不简单的主题变得更加复杂。”今年7月,马格南基金会将英格?莫拉丝奖颁给陈哲时,对她的系列作品——《蜜蜂》做了上述评价。


  

英格?莫拉丝奖是以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女摄影师英格?莫拉丝(Inge Morath)的名字命名,每年对一位从事长期项目的青年女摄影师做出奖励。

  

在获得英格?莫拉丝摄影奖前不久,陈哲还入围了玛格南Burn杂志的年度摄影师奖;今年4月,她的作品《可承受的》系列自拍像首次在草场地摄影节展出,并获得三影堂摄影奖;9月,《蜜蜂》系列在上海的比极画廊做了第一次全面展览。


  

无论早期缺乏作品意识、更像是在黑暗中摸索情感出口的“日记体”自拍系列,还是《蜜蜂》这组统筹清晰、观察冷静、带有“延展性的自拍像”,陈哲那种基于自我体验的艺术创作打动或者说震动了很多人。当最初那些肆意挥洒的青春伤口逐渐上升为一种内省的、自控的、精神分析学上的审度与观察后,年轻的陈哲在自我成长中的岁月里,内心也变得日趋强大。

 

 

   

《蜜蜂 NO.038-01》 我在一次人体悬挂的活动上遇到Z,作为被悬挂者,Z的本职是个混道上的小哥。图为包扎好创口的Z。“别人跟我说话,我就特别相信,所以我容易受伤。喂,你看着我像小孩吗?”我跟Z说你不像,他一咧嘴笑得特别开心


  

《蜜蜂》的题目源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歌:“它们把生命留在了自己制造的伤口里。”蜜蜂刺人,目的是保护自己,结果是牺牲生命,这是一个为了生命而抵押生命的无可调和的矛盾。在人类世界,这种矛盾显然具有不可忽略的普遍性,却因为世俗礼教而变得难以启齿。法国作家纪德说:“人正是通过自身的矛盾才表现出坦诚。”陈哲便身先士卒地成为这样一个坦诚的作者。


  

陈哲的照片是“带刺”的,具有罗兰?巴特说的“刺点”(punctum)的特性,这些“刺点”的作用是“总能与某种潜伏的东西相适应”,是尼采口中所有深陷迷宫里的人一心一意要寻找的阿里阿德涅 (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米诺斯之女,她给了德修斯一个线团帮助他走出了迷宫)。它虽然指向最私密的部分,但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曝光隐私,来满足大众的猎奇心和偷窥欲,而是引导我们探寻摄影更本质、更深沉的内涵,一种“我们罗曼蒂克地称之为爱与死的关系”(出自罗兰?巴特《明室》)。


  

波兰诗人米沃什有一首名为《九月十八日》的诗歌,像是穿越时空为9月18日出生的陈哲和她的那些“蜜蜂伙伴们”度身而作:“他指给我们一条向下走的路。/我们不会迷路的。他说,有许多灯……一次,当我们正要拐弯/一切都熄灭了。在彻底的黑暗中/我明白我们必须前进进入峡谷。”


  

“选择向下”,陈哲在访谈中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对于“蜜蜂”来说,这并不是消极的态度,相对却是一种积极的自省。正好像陈哲把自己的名片做成一张全黑色的卡纸,上面银色字体的名字在日光下几乎难以辨认,每当人们问起,她总是淡定地说:“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看得清晰。”

 

 

   

《蜜蜂 NO.002-01》 升入高中不久,G被诊断有躁郁症(躁狂与抑郁双极性情感障碍),退学后入院治疗,药物的副作用令她体重激增20斤。“唤醒我能帮助自己的那个自己。只能靠自己,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接触的人越多,我自己越完整。我希望接触更多的世界观,海纳百川,成为一个丰富的人。”


  

对话  “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


  

摄影的本质是战胜恐惧


  

记者:你的第一组《可承受的(The Bearable)》并没有明显的作品意识。从《可承受的》到《蜜蜂(Bees)》,从拍自己到拍别人,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吗?


  

陈哲:《可承受的》是我的个人史,从2007年开始持续至今,记录了在我全无作品意识的情况下的情绪外溢。这个过程中,摄影于我的本质即是战胜恐惧,而《蜜蜂》作为一种延展的肖像,展现出摄影师本人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共通的特质。所有蜜蜂都是我的延伸,也是彼此的延伸。


  

两者的不同在于《可承受的》是绝对即兴的结果,它的拍摄并不以创作为目的,好多东西一股脑流出来,烧得劈里啪啦,烧完就没了。而《蜜蜂》尽管延续了这一“令人瞠目结舌的主题”,但做事的方式与节奏都是经过考量的,在我的行为空间内。它是一个被“安全”计划过的令人“不安”的项目。


  

在《可承受的》的阶段,我最常想的是自己该怎么生活,自戕之外,我以何度日?《蜜蜂》让我意识到自己只需要跑出去,与人说话,接纳说话的人。


  

记者:请介绍一下这次展出的系列《蜜蜂》。


  

陈哲:《蜜蜂》这个题目源自维吉尔评蜂。当面对生命中的混乱、暴力、疏离与无可避免的失去时,“蜜蜂”选择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痕迹,以此确认并保存诗意的心。在与他们交换故事的过程中,我与自己没能做到的和曾经努力过的可能性相遇,并感动于人们是如何执拗地对激烈的情绪做出反应,又如此不懈地复原自己。无论各自的生活多么不同,但我们确定无疑地共享了相同的情绪。


  

《蜜蜂》意在敲击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刻板认识,而不是提供插图式的印证:他是一个人,不是一类人;他不能被社会演练出的公式所预期。尘埃落下,有人挥手弹开,认为不值一提;有人将它们全部吸收,布满身体。在感到困惑的时候,“蜜蜂”们选择“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以度过生活中的坎坷。

   

《蜜蜂 NO.020-06》 L指着她寝室里的一张空床说:“之前住这的女孩自杀未遂,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应该是流浪去了吧。”那是个大风天,我们沿着城乡接合部的工地走来走去,吃了一嘴沙。告别时,L送给我那流浪女孩留下的一枚刀片,“你拿去,反正我也用不上了。”


  

对展现人之为人的责任感


  

记者:《蜜蜂》的创作应该是成体系的,从前期调查到个体接触,能否大致说一下你整个的创作方法是什么?


  

陈哲:拍摄开始前,我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准确地说是重拾如何与人沟通,同时在网上做调查、发邀请信。信首把自己和盘托出,附上《可承受的》作品链接,简述我对自伤的认识,最后邀请对方参与拍摄。回国后整理名单,确定城市和路线,与每位“蜜蜂”共同生活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其间进行零散的拍摄。


  

我希望作品第一眼看上去是关于秘密和情绪的,同时它富有揭示性的信息,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观者始终无法亲面影中人的表达,他们看到的只是照片,读到的只是字。怎样才是对人之为人的精彩概括?我对这种展现有一种责任感。同“蜜蜂”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我生怕做得表面了,浪漫了,类型化了。但如果时间上毫无节制,我能做到持续地给出正面信息,同时保持平衡吗?如何能穿越对方而又不互相混合呢?


  

记者:“蜜蜂”们恐怕都很敏感,拍摄时你如何与对方沟通?


  

陈哲:同陌生人的会面往往是从交换个人信息开始,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来此何干?而后再通过交谈进一步了解对方。与这种由浅到深的交往相反,虽然我是一个彻底的外来者,但最先接触到的是“蜜蜂”们的精神根基。相机不是我的护照,共享的历史才是。不要像疯了似的拼命想解决,或是试图用关爱消除一切隔膜,接近的方式有时是保持距离,甚至是保持沉默。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与他们共度一段时间,分享生活里琐碎的温情,这些都比照片重要。


  

“我是摄影师也是共情者”


  

记者:当你看到“蜜蜂”们自伤时,你内心有没有一种道德挣扎?在有摄影镜头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刺激”他们把自伤作为一种“表演”?


  

陈哲:对于摄影师传达出的讯号他们有着天然的敏锐,你是在猎取,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与日常平行,其差异不言自明。要说切肤的、“第一现场”式的表达,我早已通过《可承受的》说够了。因此无论是我的出发点,还是蜜蜂们的状况,都不存在能让我感到“道德挣扎”的因素。


  

我唯一目睹的一次,女孩F当着我的面要下手。当时的我首先是个摄影师,同时也是个共情者,在她身边时又似个倾听者,三重身份的交叠令我困惑该以什么立场回应她。F于是为我打了个比方:“(感到)虚无和自毁的关系就如同口渴和喝水。你小的时候,渴了就要喝水;但长大的你渴了不一定喝水,喝水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渴了。不要为这件事赋予它本身并不存在的情节性,没什么大不了的。”末了她一步步做她想做的,我们一起清洗血迹,还出门买了夜宵,拍照反倒是最后才想起的事。我将这段经历视为两个相互开放内心的人共同成长、建立内心秩序的过程,其指向是向上的。


  

记者:你的照片里有一些直面伤疤的特写式的画面,镜头离对象很近。后期的照片开始出现大环境,人物反而变得渺小,甚至会“消失”(出现很多空景)。这种距离感的变化是否出于个人心态的变化?


  

陈哲:《可承受的》因为是自拍,而我又少用快门线,受相机限制很大,最远只能从一胳膊外的距离拍,对于比这再远的东西我也不感兴趣。当时总是一个劲地“往里”看,《蜜蜂》较之要明显开放、宽容得多。伴随着接纳他人我学着去更好地接纳自己,凝视的密度变大,眼前出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自伤的原因很复杂


  

记者:摄影最初好似是以一种“解药”的角色出现在你生活里,你自己也提到了“希望作品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在这些影像的积累中,你对于自伤这一课题,有没有得到一些答案和感悟?


  

陈哲:小“病”说不大,大“病”不能说,一说就小了。很多人之所以不愿谈论自伤,是因为尽管痛苦千真万确,可一旦跑进世界的对话里,本意反而丢到不知哪儿去,被弄得很脏。我从来避免使用“治愈、出口、解药”,这类词默认了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你无法确定它是一开始就在那儿,还是事后为了方便理解才被赋予的。


  

在拍摄《蜜蜂》的后期我见了一位心理学家,那次长谈对我的启发很大。我问她,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始终无法回答自己。她说:“你是对的,原因从未有过,答案栏上的空白就是答案。想像你的个人史是一条时间线,从A到Z。最开始的原因,假设是童年伤痛,我们称它为A,你慢慢长大,出现了B,又遇到了C、D、E等等,X、Y是离你最近的原因,它们一起塑造了现在的你,Z。若你把从A到Y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揪出来,都是对其他所有原因的不公正,你忽略了它们确实发生过;也是对那一个被你揪出来的原因不公正,因为你把一切都降罪于它。”


  

我可以举出一大串理由来回答为何自伤,但没有一个是真的。一切所谓的“异常”,都无法也不可能被归咎于某个特定的成因。正如我们无法从化合物中分辨出形成它的物质,人的心理构成并非点对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连串的交互反应:因果互为因果,此层影响彼层。“正常”也许是比怪异更私密、更主观的概念。自伤可以被理解为面对存在本身的过于诚实,诚实到无处可往,诚实得令人别扭。它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疾病本身。


  

◎人物简介


  

陈哲


  

女,1989年9月18日生于北京,毕业于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摄影与图像专业。在过去四年里,陈哲以影像记录了自己与他人的自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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