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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力:纪实是揭开真相,还是一种伤害?
2015/8/13 15:05:56  现代摄影网   

素材、标签以及伤害





“他是我们同行——不再是了,我们是专业的,现在他是我们的素材了。”在丹-吉尔罗伊2014年自编自导的电影《夜行者》(Night Crawler) 里,主人公路易斯冷静地一边用摄像机拍摄躺在地上的同行——另一个摄影记者——一边和自己的实习助手交谈。那个同行死了,从路易斯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素材”。路易斯拍完后就离开了,他的脑子里想的是尽快把这些素材送到电视台变成钱以及别的利益,同行之死与普通民众之死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能更有用些。最终,路易斯凭借着他的“努力”和“专业性”,使得自己从一个偷鸡摸狗的小混混摇身变为一个新闻团队的领导者。 


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反响热烈,在国内豆瓣网站上评价也很高,关于内容讨论最集中的莫过于全片透露出来的黑色气息,它将新闻行业光环之外的另一面:黑暗、残忍、虚伪表现地淋漓尽致,也对新闻与现实的关系这个传统课题提出了新的质疑。其中一位网友评论说,(这个故事是)“‘平民新闻’的魔征化,寒冷得如利刃割喉,这样的职业注定行走在道德暗夜中。”可反过来看,路易斯对同时自己的职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如果抛开他关注的内容和使用的手段的话,这样的职业似乎也会让人肃然起敬。从利刃割喉到肃然起敬,当二者出现在同一个身份上时,让人不由得思考它们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一丈?一尺?一寸? 


2015年1月中旬,歌手姚贝娜不幸早逝,这个消息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国内媒体关于新闻伦理的大讨论,相关微博不到一天时间就被转发超过44万,众多明星大V都做出表态,几乎所有重要的新闻媒体都在同一时间为之发声。当事的深圳晚报派记者独家拍摄姚贝娜捐献眼角膜手术,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只是惯常性操作,如果不是后来微信、微博上的突然发难,也许最后的结果只会是一则普通的新闻,连头版都可能上不了。根据后来深圳晚报正式公告中引用的文字,有人在微信里使用了“深圳晚报记者伪装成医务人员进入北大医院太平间对姚贝娜尸体进行惨无人道地拍摄”这样的语句来描述当天的情形,这句话是后来微博、微信里其它大量的类似帖子的高度浓缩版,而民众、明星们的愤怒也由于这些帖子的推动才最后达到狂怒状态。


今天,这个事件已基本平息,冷静地分析这句话,用“出手毒辣”四个字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这一段几乎全用关键词堆积而成、没有标点的话,“伪装”、“太平间”“尸体”、“惨无人道”,每一个词都闪烁着利刃的寒光,既“专业”又凶狠地划向了深圳晚报的咽喉,让他们有口也难辨。很难想象这段话会是出自哪位无关的“热心网友”之手,显然是来自某位愤怒而又熟知传播规则的同行。不管怎么样,他成功了,在那几天里,深圳晚报理所当然地从专业的媒体变成了媒体的“素材”,从他们后来一系列的道歉、声明及报道来看,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即使是那些一开始急于谴责深圳晚报的媒体,随着事态的发展,却发现自己也不得不承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尴尬境遇,这一点,从网络上大量要求“取缔记者行业”的网友留言中可见一斑。


很显然,守住道德高地要比寻找真相更容易些,当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受到损伤之后,谁的真相更接近真相,谁的高地才是真正的高地就变得模糊不清,喧嚣之中,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小了。 也许走得太远,的确会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新闻存在的意义,除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也许还肩负着使观者通过他者的事反思自己,继而使更多人活得更好的层面吧?在这个信息传播的极速时代,原本充当民众“耳目喉舌”的媒体,又多了一个新的功能:民众情绪的催化剂。微小的事情经过媒体们集中轰炸之后,很可能会被无限放大,继而产生不可预知的伤害。恐怕每一个媒体都应该思考,那些“斗快争狠”的所谓经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真的那么吻合自己的初衷吗?真的那么适合于这个时代吗?当然,这其中就应该包括深圳晚报。当事记者口述,“(关于当天的所谓偷拍)没及时沟通,我深深自责。


的确,如果新闻还存在什么伦理的话,那么与被摄对象或者他们的家属建立良好的沟通显然是这个伦理的焦点,它从一开始就定义了媒体是否给予了被摄者足够多的尊重,划分了被摄者作为“被摄者”或是“素材”之间的界限,这恐怕是所有习惯了特权的媒体人都应该留意的,当一项工作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不是会忽略掉某些可能存在的习惯性伤害?


2015年初,一位名叫余秀华的诗人突然在网络上蹿红,微信、微博几乎是一夜之间被她的诗歌“刷了屏”,有评论家甚至认为,“余秀华的出现拯救了诗歌。”余秀华走进公众视野,最早是在2011年,当时的荆门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李书新在论坛上发了名为《记者走基层:走近脑瘫农民女诗人余秀华》的帖子,然而,遗憾的是,自此之后,与余秀华的诗歌一起被关注、甚至更受关注的却是她身上那两个挥之不去的标签:脑瘫、农民。当大批热情的记者和慰问的领导冲进余秀华原本宁静的小院子,一次次追问余秀华身为一个脑瘫你是如何写出这些诗歌的时候,不知道余秀华是怎样不厌其烦地应答的。


2015年5月20日,新浪网转载了新京报报道余秀华的稿件,把原标题《穿越大半个中国去读你》修改成了《湖北脑瘫农妇写诗歌走红网络》,瞬间就将一篇细腻的报道解读成一则猎奇的花边新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篇文章的正文里,还引用了余秀华无奈地自述:“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也许是因为感同身受,一位名为汪子小狐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里呼吁,希望媒体停止对余秀华这样的伤害,她动情地写道:“(我)和她病历相同,也曾上过报纸的版面,而那些,也将脑瘫大大的加在了标题上。我曾经问自己,是我的文字不够好,不够动人,总要加上苦难才能够动人吗?那么,这些带来的一切,有意义吗,难道,这就不是一种对自己的否定与讽刺吗?”让人悲观的是,强化余秀华脑瘫农妇形象的并不只是新浪网一家,用搜索引擎搜索,足可以找到类似的页面几十页,大大小小的媒体过百家。同时,在各行各业里,像余秀华那样,被标签化的例子俯拾皆是,农民工、残疾人、留守儿童?在这些相对处于弱势的群体面前,有多少媒体能够保持清醒,在自己一念之间,就可以从一种身份转化成另一种身份。一方面,这些弱势的人的确需要被关注,需要在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人们不禁要问,在媒体习惯于自以为是地“帮助”这些人时,是否真正关心过他们的内心感受?还是更希望他们的伤疤和苦难能成为自己的“素材”呢?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在他那首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中唱:“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之为男人,”时过境迁,这首歌听起来沧桑又让人伤感。那么,一个诗人,又要写多少诗才能被称之为诗人呢?这答案难道也在风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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